[10]报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义是，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。

在社会安全制度下，当事人无需付费即可受益。但另一方面，也正如伯林他们所指出的那样，一旦国家可以通过整合资源、重新分配的方式介入基本权利的实现过程，则人们就可能成为直接依附于国家的奴仆，听任国家上下其手。

既然继承于前辈，就没有理由让少数弱2021年第4期者在贫困面前自生自灭，他们有分享人类文明与发展成果的资格。前者是以劳动者为保障对象，以劳动者的年老、疾病、伤残、失业、死亡等特殊事件为保障内容的一种生活保障政策，它强调受保障者权利与义务相结合，采取的是受益者与雇用单位等共同供款和强制实施的方式，目的是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，维护社会的安定。然而，社会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权利，则人言人殊，众说杂陈。这里的社会既包括单位、企业，也包括保险管理机构。其次，社会权利是一种积极权利，需要国家施行积极作为，保障公民体面生活、尊严生存。

[35]可见，社会权所必定派生出来的受益权，为基本权利权能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。（Cardozo 1915，164）[15]事实上，这种情形在当代中国也屡见不鲜。[21]由此，法律上的权利可以分为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两种类型，而社会权则可明显地归于积极权利一类，如俞可平先生所言的那样：包括国家在内的任何政治社群有责任通过自己的积极作为，提供公共利益，从而最终增进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。

[29][美]罗斯科·庞德：《法理学》（第4卷），王保民、王玉译，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43～44页。还必须明确的是，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并无高低之分，宪法中规定两种不同权利类型的实质是要厘清国家的不同角色。根据社会契约理论，人们让渡自然权利组建国家，本身就是为了结束自然状态下的无序与暴力，而谋求更加安全、幸福的生活，因而为人们谋福祉可以认为是政府的天职。他们彼此承担的第一种义务是安全与福利的共同供给。

[12]对于这种拒绝外国人享受本国福利待遇或者救助、保障的做法，是否构成法律上的歧视呢？一般认为，此种从主权出发所为之差别待遇，仅是反映人权保障之现实而已，尚属正当或合宪法，因为外国人的基本权利地位，不是意识形态之整体承载，而需视个别情形包括国情，予以分别处理。第三，参照的基础标准不同。

其二，现代社会的富足生活是世世代代努力积累社会财富的结果，并不是现世少数社会精英独力而为。第二，福利权、社会权由于涉及到国家主持的社会资源的再分配，因而往往会与他人的消极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发生冲突，例如通过税收杠杆筹集福利资源即是此类。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不难看出，各种类型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，都首先要就救助和保障的对象作出明确的界定，即为其中的显例。在社会安全制度下，国家是唯一的法律主体，负有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普遍福利以及向弱者提供特别救助的义务，而在社会保险制度下，社会则是主要的义务主体。

此种自由乃‘免于恐惧之自由，免于匮乏之自由，属于社会性权利或经济性权利。所以，宪法在有关积极权利性质的基本权利规定中，仍应明确权力的边界，防止国家对公民尊严、价值的亵渎与侵犯。以此而论，称社会权是不附带任何法律义务的权利也不为过。但另一方面，也正如伯林他们所指出的那样，一旦国家可以通过整合资源、重新分配的方式介入基本权利的实现过程，则人们就可能成为直接依附于国家的奴仆，听任国家上下其手。

保护弱者的法律制度因而也成为特别法，对于保护一般社会成员的法律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。[13]李震山：《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》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，第386页。

[16]当然，上述言论并未区分出作为一般社会成员享有的社会权（主要是福利待遇，如医疗保障、养老保障等）和作为特殊社会成员即弱者所享有的社会权。在以往，人们曾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，放任市场的自发调节，然而，其结果是贫富悬殊、社会动荡，在这种情形下，社会公平、分配正义的主张俨然成为社会共识。

特别重要的是，该条第3款规定：残疾标准由国务院规定，说明是否残疾以及是否属于残疾人，奉行的是全国统一的国家标准。[39]《2001年国际劳工大会第89届会议报告之六——社会保障：问题、挑战与前景》，载国际劳工局编：《社会保障：新共识》，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62页。[32]换句话说，有社会权就必定有受益权，受益权的实现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权的落实。自然，对于社会权作为一种积极权利的类型，学界多有论述，[3]但笔者认为，仅从积极权利的角度并不能完全说明社会权利相对于自然权利、政治权利的特殊之处，在积极权利这层属性之外，社会权还具有身份权、受益权的基本属性。[29]受益权则是一种让人们直接承受利益的权利类型。[23][英]诺曼·巴里：《福利》，储建国译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91页。

[7][8][9][英]T. H.马歇尔：《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》，载郭忠华、刘训练编：《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15、17、6页。可见，并不是权利构成身份，而是身份附着权利。

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强调，不需缴费的年金给付是基于每个人都有老年、残疾或单独抚养幼儿的可能风险。[25]说到底，一个文明、人道的国家必须为其民众提供最为基本的生存条件，保证每个人都能过人一样的体面生活。

设立工业企业的疾病保险基金和地方疾病保险基金，负责向被保险者提供免费的诊治和药物、病假津贴以及平均日薪50%的疾病保险金。综括上述身份上的类别，大致可以确定这样几类弱者：一是生理上的弱者，包括未成年人、老年人、妇女、残疾人等。

二是能力上的弱者，如退休人员、丧失劳动能力者。例如，《疾病保险法》规定，对工业工人和年收入低于2000马克的职员实行强制保险。[15][澳]罗伯特·E.古丁：《保护弱势：社会责任的再分析》，李茂森译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3～4页。[40]而对于社会弱者来说，唯有国家伸出援助之手，才可能让他们结束困厄状态，获取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做人的尊严。

社会救助面向最贫困的人口，为了让穷人活得有尊严，就不会拒绝向他们提供救助，只要他（她）不属于被驱逐出境的对象，就是能够停留在这个国家的。在社会安全制度下，当事人无需付费即可受益。

侵犯消极权利的责任归属简单明了，而满足积极权利要求的责任则无法分配给任何人。当然，权利是否都是沿着从自然权利到政治权利再到社会权利而演化，在理论上不无疑问。

庞德认为，权利的利益言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：一是指一种某人拥有的应予确认和保护的利益。第二，这是一种积极权利，即人民请求国家为一定行为而使自己受益的权利，与此同时，作为义务主体的国家则担付着给付义务，所给付的内容可以是保障权利实现的法律程序和服务，也可以是对公民在物质上、经济上的资助。

在关于社会权利正当性的论证上，马歇尔指出：现在，最低生活保障是一项必须得到满足的义务，几乎所有社会都接受它，它旨在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。进一步说，由于积极权利的不确定性，所以在一个极端，它们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进行大规模资源再分配的要求，而在另一个极端，则被解释为只不过是显示生存的权利。第三，福利权、社会权的责任主体主要是国家而不是社会上的一般人，但侵犯消极权利者既可以包括国家、社会，也可以是社会上的一般人。[33]林纪东：《福利国家与基本人权》，载李钟桂主编：《福利国家与社会安全》（宪政思潮选集之六），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1981年版，第66页。

平等原则并不妨碍在人员群体中按事物性质进行合理区分，当然，这也要求身份不能是个封闭、固化的地位标志，而是一种流动、开放的自主选择。澳大利亚学者古丁就以美国为例说明了这一问题：一直到‘大萧条时期，州救济法还局限于居住时间超过一年的‘居民，‘新居者只被给予一点点吝啬的暂时援助，然后不予理会。

一个有据可查的最残酷的案例是：一个双脚冻伤的人来到芝加哥，脚还没有治愈就被送走，结果导致双脚被切除。以上情形表明，是否能够享有由政府给付资金、物资或公共服务的社会权，取决于一个人是否为本国公民甚至本地居民，具有典型的身份特征，所以说社会权是一种身份权毫无问题。

一个残疾人缺乏必需的体能来和别人进行竞技性的运动，一位老年人也不可能像年轻者那样通过劳动来获取自己的生存条件，所以，法律在平等保护的同时，还应当实现倾斜性保护，即对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人给予特别的关怀与救助，这在我国宪法中也不例外。长期目标应是将他们纳入包括全部人口（或根据情况，全部劳动力）的国家制度，从而使他们可以从风险共享和支援中受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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